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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红水河畔的忻城县，70岁的壮族老人樊圣林，正与时间赛跑。从风华正茂到古稀之年，他将毕生心血倾注在抢救、整理、传承忻城民间文化文艺，特别是濒临消失的“忻城壮欢”（壮族传统山歌表现形式）。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忻城县民间文艺协会主席，樊圣林跋涉乡野五十载，带领团队搜集的本土古籍（歌本、经书、文书等）已近千件，翻译百万字古籍，让沉寂的民族记忆重焕新生。

樊圣林指导博物馆工作人员研究古籍。

根植乡土：从文化馆员到“非遗”拓荒者

忻城县位于广西中部、红水河下游，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3.4%。壮欢山歌作为当地“百科全书”，承载着春耕秋收、男女情愫与人生哲思，从唐代传唱至今，是流淌在血脉中的乡音。

然而，这些用古老土俗字记录的歌本，随老歌手逝去而面临焚毁之危。1975年，20岁的樊圣林以民歌《河上又有河上河》崭露头角，1979年成为忻城首位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开启了文化守护的征程。

樊圣林参观博物馆收录的古籍。

任职县文化馆馆长期间，他目睹歌本随葬习俗的残酷：“老人一走，歌本一烧，其所牵连的文化就可能断了根……”这份紧迫感鞭策他投身抢救。

2010年，他牵头6名“土专家”团队，爬深山，进垌场，访歌手，收集和整理项目原始资料。耗时三年攻克艰涩土俗字翻译，完成180万字《壮族悲歌》编撰。该书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后，推动“忻城壮族悲歌”列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忻城文化的又一张闪亮名片。2015年退休并未让他止步，反而以更纯粹的使命感扩展团队至10人，持续这场文化“持久战”。

“有的字十里不同音，百村不同形，我们只能边学边干。”樊圣林回忆道。尽管古籍整理如攀险峰，他却以学者视角联合广西民族大学蒙元耀教授合作编写了《董永传说》，作为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古籍整理研究项目，于2024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实现文化保护从田野到学术的转变。

赤诚为桥：信任托付，跨越生死的文化接力

樊圣林的文化抢救，是用双脚丈量的真诚。他深知，老歌手是传承的“最后火种”，必须用诚信叩开农家院门。

他听闻果遂镇同乐村的老歌手兰光荣珍藏着数批歌本，便立刻前往拜访。交谈过后，兰老看着这位来自文化部门、同样热爱壮欢的后生，如遇知音，激动不已。他颤巍巍捧出五十多本用厚黄纸装订的传统歌本，这些大多是清代和民国初年的手抄本，内容多反映壮汉文化交流与团结，价值非凡。老人紧握其手嘱托：“我老了，这些东西交给你，我放心！不能让它们跟我一起烧了！”樊圣林感佩于老人的信任与托付，他郑重地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。一月后，兰老离世，歌本幸免于焚。

在城关镇黄金村，书法名家付子现被樊圣林的耐心劝导打动，弥留之际嘱咐侄女移交毕生珍藏：“不管怎样，一定要保存好，传下去啊！”最动容一幕在老歌手黄恩富病榻前——这位九旬老人挣扎坐起，老泪纵横：“会长呀，这些歌本给你收藏，让壮欢永远流传……”百余本歌本的交接，成为生死托付的象征。

樊圣林与民间文艺人探讨歌本。

“每次接过发黄的歌本，就像接过一份沉甸甸的信任。”樊圣林感慨。他用尊重与赤诚凝聚人心，让散落民间的歌本、经书从“逝者遗物”蜕变为“文化活宝”。如今，他带领团队搜集的本土古籍（歌本、经书、文书等）已近千件，大部分已妥善保存在自治区、市、县各级收藏机构，为后世研究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财富。他坦言：“民族文化的传承，全靠大家的支持。没有他们的信任，我寸步难行。”

薪火相传：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

抢救仅是起点，让文化遗产“活起来”才是樊圣林的核心使命。他和团队协助广西古籍研究中心、县文化和民宗等部门翻译整理了《广西忻城民歌集》《壮族盘歌》《壮族故事歌》《欢瞒（喜乐歌）》等书籍，为濒危文化建立档案基础。

2023年，樊圣林的母亲病重，恰逢《欢瞒（喜乐歌）》到了译稿攻坚阶段，他奔波于病榻与书案间，深夜归家时摩托车事故重伤，嘴部撕裂仅能吸管进食。事故后第三天，樊圣林的母亲离世，他忍痛校完终稿：“老祖宗的东西能传下来，自然有它的道理。如果我们弄丢了，后辈子孙会责怪我们的。”

樊圣林伏案研究古籍。

这份坚韧推动壮欢回归民间——他指导志愿者改编《潘英妹》《十劝歌》等壮欢节目，深入乡村开展壮欢巡演，让传统文艺重回大众视野，古老山歌响彻红水河畔；开放歌本供给有兴趣的歌手翻印研习，使“壮欢新唱”融入现代舞台。忻城县博物馆蓝金琪评价：“樊老是真正的文化勇士。没有他，多少壮欢会永远沉默。”

从青春到暮年，樊圣林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，诠释了文化守望者的责任与担当。